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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中国教育事业法治建设三十年

2008/10/23/11:02 来源:现代教育报 作者:李勇

    2008年9月25日,北京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这里曾是满清郑亲王的府邸,如今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在地。

    和近在咫尺的西单喧闹繁华相比,这里是宁静雅致的。但院落的宁静只是表面的,作为中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机关,三十年来它牵动了无数国人的目光。

    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之先声

    1977年岁末,一部短篇小说《班主任》风靡全国,它的作者刘心武曾当过十五年的中学教师。这样的短篇小说成为一个时代坐标简直是个奇迹,但若考察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就能找到合乎逻辑的答案。

    一个刚从劫难中走出的民族渴望变革,而教育则是公众最为关注的领域,教育改革也就成了共和国新的领导集体开启改革大幕前的序曲。就在《班主任》造就洛阳纸贵盛况的同时,被停掉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27万青年人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27万仅占570万考生的4.8%,在10亿中国人中更是少数的少数。但它点燃了所有年轻人甚至是中国人的希望,因为这是一场制度的变革,饱受运动之苦的国人深感制度的重要。恢复高考后十个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作为改革之先声,教育法制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每一步都可圈可点。

    1978年,中国政府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派出首批留学生。与“文革”前留学生所留学的国家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此次奔赴的国家主要是美、加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前几批学生多数归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是1980年公派赴美留学中的一员。

    1980年2月2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位制度全面恢复,“学士、硕士、博士”等几年前还陌生的词汇一下子热遍神州,中国又找回了尊崇斯文的传统。

    这是中国第一部教育法规,从此,迈开了教育立法的坚实步伐。

    上下同力变革中的探索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该年7月1日实施。这部法律在改革尚未步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没有充分显示、中国的经济实力尚比较薄弱的时期出台,注定了条文简略和其过渡性。但“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从此成为法定义务。

    在这部义务教育法实施过程中,一些比较尖锐的矛盾出现了,由于教育成本的增加,义务教育还适当收取学杂费,学生家长的负担加重。一些不能支付学杂费而让孩子辍学的家长,被校方告上法庭,法院依据义务教育法作出的判决面临难以执行的尴尬。同时,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各地农村大规模的校舍建设,相当一部分资金由农民凑集,“希望工程”也成为上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教师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使教师———中国已存在几千年的古老职业纳入了现代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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