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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http://www.edu.hc360.com2015年08月14日08:40 来源:搜狐教育T|T

    【慧聪教育装备网】我一直有一个个人的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办一所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为种种政策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愿望。2013年,机缘巧合,在我做新东方第20个年头的时候,接手了耿丹学院。所以我对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应该给年青人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

    在吴军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首先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将那些有潜力有志向的年轻人培养成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第二,它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并且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它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第四,它是年轻人的家,是他们度过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我非常认可这四个好大学的评判标准。可我们遗憾地发现,在中国的大学,能够符合这些标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大道”迷失了。易中天在一次讲座中说:“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不是‘望子成龙’,而是‘望子成人’。什么人呢?真正的人,就是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我觉得易中天说对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作为教育的前提,我们也会教育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南北战争,也都知道在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时候,很多的黑奴,其实是非常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地生活着。南北战争时期很多黑奴其实并不愿意被解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很好,在主人身边很有安全感,主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女人,生出下一代奴隶,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把教育的本质说清楚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也许会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还不是奴隶。因为奴隶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可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拥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大学应该如何去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准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时并不在乎申请人是否逃过兵役。它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耶鲁大学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耶鲁的教育者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

    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因此每年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其中包括颇有争议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敌人”,但是,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不惜得罪纽约市长和美国政府,坚持给予所谓的敌人言论自由,邀请内贾德在学校进行了演讲。这一做法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赞誉,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胜利。大学为什么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来“惹麻烦”呢?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大学认为为了培养今天的学生成为明日世界的领袖,它有责任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出了4位美国总统和30多位世界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当然,要想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国家和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大学的教育者们本身就应该具备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团体,它受到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亦是来源于此。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予以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1.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2.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3.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4.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的由来。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美国的教育界在1900年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独立和办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机制对这种独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吴军老师认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更重要的是,教授们具有尊严和权威,不会成为政府官员们的附庸,不会跟着政府官员的指挥棒乱转,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在美国,一流大学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招生、教学,到科研和建设教授队伍等,在诸多方面皆不受政府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办校理念行事。私立大学的独立性,使得它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几乎毫无共性,这与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同。在私立大学里,各级管理部门和董事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系一级的管理基本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院两级的管理,则多少有点像私营公司,实行校长、院长负责制,并实行董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可以说,在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上,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做的最好的。

    实际上,中国大学教育的很多问题,寻根究底都出在教育严重行政化这个症结上。坦率的说,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很多人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

    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我们的教育“大道”究竟应该怎么走?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大道”应该以良知、理性、仁爱为经,以知识、科技、创新为纬,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国民。

    除了获取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良知,培养理性,提高教养。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会责任感让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奋斗。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在我的设想中,耿丹学院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的,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人文素质。

    因为我们光有知识、科技、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过去天天在喊科技创新,却忽略了对学生良知、理性与仁爱的教育,以致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如此不关心别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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